Copy from xx 抱歉,這份資料是 199x左右抄的,出處不便明說
一九五○年初，台共頭目蔡孝乾被捕後叛共，供出台共組織，台共覆滅。
同年五月，以陳福星為首的新竹縣以北的台共組織設法與中共華東局取得聯繫，接奉《中共中央一九五○年四月指示》，召集全省高層共幹，商討重整組織，建立臨時領導機構。年底，全省各地中共組織再具規模，展開活動。一九五一年春，陳福星和曾永賢建立新的中共台灣工委。
一九五二年四月下旬，警方破獲苗栗縣三義鄉魚籐坪山區的台共新機構。陳福星、曾永賢等台共頭目被捕。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全部叛變。叛共後，曾永賢在情治機關任職，負責中共情報的解讀、研究，被任命為調查局第二處（研究處）科員、處長。
曾永賢叛共，主要是貪生怕死，其實他的共產理念並沒有改變。
一九九○年，曾永賢已屆退休年齡，卻迎來了仕途上的第二春。也是台共出身的李登輝了解到他和中共的淵源後，就延攬他進入國統會，後再升官，任總統府國策顧問、資政，負責對中共的政策研究，是李登輝掌政初期大陸政策「六人小組」主持人。
曾永賢因而又和中共拉上關係，成為中共安排在李登輝身邊的共諜。在此期間，曾永賢的間諜傑作就是為中共統戰李登輝。
一九四九年，曾永賢的哥哥在北京求學，後來在天津定居。曾永賢通過他哥哥女兒的港商丈夫，和解放軍大校常燕生搭上線。常燕生是軍情部門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的特工。一九九○年，再由常燕生拉線，正式和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部長、葉劍英次子葉選寧搭上線。通過葉選寧安排，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二年，曾永賢和國安會副秘書長張榮豐幾次進京，會見當時的國家主席、中共台灣問題主管楊尚昆。楊尚昆會見曾永賢等是由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親自決定的。
在此期間，曾永賢還和總政聯絡部所屬「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辛旗、沈衛平等進行學術「交流訪問」。照中共的「潛規則」，這些所謂研究員都具有特工身份。
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時，李登輝已經獲悉劉連昆少將提供的情報，了解到中共打的是空炮彈，但還不放心，希望通過其他渠道，確認劉連昆情報的真實性。曾永賢通過常燕生，了解到中共打的真的是空炮彈。
奇怪的是，劉連昆因為提供中共打空炮彈的情報而遭殺身之禍，而常燕生洩露消息給曾永賢，卻加官晉爵，升為少將。這可能是因為中共情報部門認為曾永賢還有用，必須讓他繼續留在李登輝身邊。
台海危機結束之後，一九九六年年底，曾永賢、張榮豐邀請常燕生到日本，在曾永賢侄子的家中會面，還在日本高級餐廳宴請常燕生，祝賀他升任少將。
二○○四年，曾永賢退休。據說他身體不好，但反而又是出書又是演講又是接受訪問，忙得要命。
他批起共產黨來毫不留情，並且特別喜歡講間諜問題，揭露中共對台灣滲透間諜。二○○九年十二月，國史館出版了他的《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談錄》。在此書中，他指已故調查局局長沈之嶽是「雙面諜」。有人認為曾永賢也是「雙面諜」，因而笑指曾永賢「諜喊抓諜」。其實這和史明、格里古列維奇一樣，唱比別人高調的歌，無非就是掩飾自己的間諜身份。這是間諜慣技。
中共用炮艇載許信良偷渡回台灣
許信良也被許多人認定是共諜。上面已經說到，許信良辦《美麗島》週刊，通過史明拿了中共二十五萬美元。這在一九八一年是個大數目。
以當時每美元兌二元七角人民幣計算，二十五萬美元等於六十七萬五千元人民幣。當時，中共對沒有任何收入的城市貧民每月補助八元，也就是說，這些錢可以維持八萬四千三百七十五名大陸城市貧民的最低生活需要。
自從汪敬煦老先生揭露此事後，筆者的許多朋友都在議論此事。一名朋友說，一九七六年，他的一名親戚回大陸東南沿海某縣級市市區，以一萬元人民幣向鄰居買了一座四合院。而現在，這座四合院價值在千萬元人民幣以上。也就是說，許信良拿的二十五萬美元，相當於現在的七千萬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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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秋，北京「玉泉山九號樓」招待所迎來了特殊的台灣訪客。統籌中共對台情報的總政聯絡部長葉選寧，對密訪北京的曾永賢說：「兩岸問題在老一輩都在的時候比較好談，如果你哥哥曾永安不要那麼早過世就好了，兩岸問題，現在就你們兄弟來談了！」
據資深記者王銘義《波濤滾滾：1986-2015兩岸談判30年關鍵祕辛》新書披露，在李登輝與江澤民執政時所建立的密使管道，1992年開啟了關鍵的溝通。著名獨臂將軍葉選寧，在他父親葉劍英當年的官邸，接待了曾永賢等人。
曾永賢早年負笈日本，返台後加入台共，被捕「自新」後於調查局從事中國研究。曾永賢與留日的李登輝早年都曾參與台共組織，李登輝執政時任命曾擔任國策顧問，統籌大陸事務並專責與總政聯絡部執行密使溝通任務。
曾永賢胞兄曾永安，早年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是日共黨員。自認是「左派的民族主義者」，盟軍在清剿日共期間，成為日共與中共的溝通管道；曾永安的親屬，後來還成為曾永賢引荐南京軍區的管道，成為兩岸密使的「牽線人」。
據曾永賢回憶，早年在日本留學的台灣學生，有兩位加入重建後的日本共產黨，成為日共重要外籍黨員。其一是楊春松，二是他二哥曾永安。二戰結束後，他二哥並不想回到國民黨統治的台灣，決意前往共產黨建立的新中國。
深受曾永安左派思想影響的曾永賢，回到台灣後則加入台共地下組織，遭當局逮捕並安排到調查局情報研析部門任職。
曾永賢透露，他曾陪同早年介紹李登輝加入台共組織的吳克泰，前往「翠山莊」密訪李登輝、曾文惠夫婦。
據曾永賢回憶：「日共中央當年指派二哥曾永安陪同重要人物偷渡前往中國。他們見到了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劉少奇，雙方討論了如何將日共總書記德田球一等重要領導人送往北京避難。」
1953年，德田球一病逝北京，中共「密不發喪」，1955年9月間，中共突然在太廟舉行追悼會。毛澤東親題「德田球一同志永垂不朽」橫額。成功營救德田到北京，被中共視為「建國初期中共隱蔽戰線在國外取得的重大勝利。」
曾永賢回憶說，當年住進「玉泉山九號樓」時，葉選寧介紹說：「76年10月6日晚上，黨中央拘捕『四人幫』，當天深夜，我父親（葉劍英）和華國鋒、汪東興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就在這個客廳舉行了中央政治局的緊急會議。」
兩岸密使相會的「玉泉山九號樓」，曾是粉碎「四人幫」的最高司令部。而具有中共與台共背景的兩岸密使，最原始對話管道，則是透過具有日共背景的曾永安親屬引荐，這段糾纏難解的複雜淵源，正是兩岸密使的寫照。(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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